五千年前，埃及人开始用芦苇秆作笔。大约到公元七世纪，芦苇秆笔被来自罗马的羽毛笔代替，直到十八世纪。在这漫长的千余年历史长河中，西方读书人一直使用着外形美观的羽毛笔，显得风度翩翩。而远在万里之遥的中国，人们则一直使用着用另一类动物毛制作的书写工具——毛笔。如今，羽毛笔早已被西方人尘封于记忆的长河，可在中国已经使用了数千年的毛笔，依旧独领风骚。毛笔，不仅记录了先人的言行，还展示着妙味无穷的汉字书法艺术和气韵生动的中国画。换言之，离开毛笔，也就没有了中国的书画艺术。淮南武王墩楚墓里的椁板上出现了墨书楚文字；墓中还出土若干数量的竹简，竹简上也有墨书楚文字。经多名古文字研究学者辨识、分析，一致认为这些墨书文字均为毛笔书写。虽然大墓中尚未出土毛笔，但这一事实，为毛笔诞生历史再添佐证。 《史记》中的“笔祖”蒙恬
秦朝大将军蒙恬被全国各地毛笔制作人奉为行业始祖，蒙恬也一直被当作“笔祖”受人供奉。《史记》中记载的蒙恬故事，读来荡气回肠。
距离山东临沂市蒙阴县西南十余里的联城镇，有个和恬村，这是蒙氏的祖居之地。到秦朝，蒙氏取得了巅峰荣耀。蒙恬的祖父蒙骜，早年投靠秦始皇的曾祖——秦昭襄王，又称秦昭王。秦昭王南征北战，使秦国疆域得到空前扩张。蒙骜在秦昭王手下，带领秦兵先后攻打韩、赵、魏国。凭着战绩，官至上卿（类似于后世的丞相）。他的儿子蒙武因为父亲的言传身教，也成长为一名骁勇善战的大将。他与秦国的另一名大将王翦联手，在公元前223年攻打楚都寿春（今安徽寿县），活捉楚王负刍，灭了楚国。
负刍被活捉之后，他的弟弟昌平君熊启被立为楚王，退守江南，企图借助长江天然屏障，伺机东山再起。
公元前222年，蒙武向南攻楚，昌平君兵败自杀。与父亲一样，蒙武凭借战功，晋升为内史。这是国都最高行政长官，可见秦王对蒙武的信任。蒙武在攻打楚国的一系列战争中，身边一直带着爱子蒙恬。无论是逐鹿中原，还是南下伐楚，蒙恬都表现出良好的军事素养和优秀的行伍品质。公元前221年，蒙恬被封为将军，在秦统一六国战争中，立下汗马功劳。
秦灭六国之后，蒙恬受秦始皇之命，亲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，并修筑长城，成为秦国抵御匈奴的牢固屏障。后被中车府令赵高设计的“沙丘之谋”陷害。
那是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率众出巡，行至沙丘（今河北省广宗县）时，突然病故。秦始皇临死之前，命令身边的丞相李斯、中车府令赵高拟好遗诏，传令公子扶苏迅速从上郡回京都继位，但赵高与李斯篡改秦始皇“遗诏”，迎立秦二世胡亥继位；捏造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的种种罪状，将他们赐死。最终，扶苏悲壮自刎，蒙恬服毒自杀！
司马迁《史记·蒙恬列传》记此事颇详，但关于蒙恬制笔，只字未提。可是，历史上关于蒙恬制笔的记载和传说确实不少。
传说中的毛笔制作“鼻祖”
晋代张华（232-300）著《博物志》、崔豹著《古今注》都记载了蒙恬造笔的事。一个说蒙恬以狐狸毛为锋毫、以兔毛为“副毛”——覆盖在锋毫四周；另一个说以枯木为管，鹿毛为锋毫，羊毛为副毛。唐朝的韩愈则将毛笔当作人——毛颖，为之作传，题目为《毛颖传》，称“毛颖”是蒙恬从南方中山带回来的。
一个传说流传于世两千多年，当然不是空穴来风。
当年蒙恬跟随父亲南征楚国时，曾来到现在的皖南中山——今宣城市泾县青弋江边。这里是楚越交界之地，群山连绵，林木葱郁。为了震慑楚越山民，秦军一边真刀真枪大肆伐戮，一边举行大规模围猎活动。而军中这一切，每天都要写成“战报”，通过驿道速递给秦始皇。
书写“战报”的毛笔，一直是比较简单的形制：一根竹竿，一端被剖成四片，裂口中夹着动物毛。为了牢固起见，再用丝线将这些夹在笔头的动物毛绑扎起来。写几个字，必须蘸一次墨。“战报”的内容一多，这种书写便显得比较麻烦。一天，围猎结束，三军收兵，将士们带着各自猎获的“战利品”回营。一个士兵提着一只黄鼠狼，长长的尾巴拖在地上，留下一道清晰的血痕。这让蒙恬眼前一亮：这条尾巴，不就像一支“毛笔”吗？
蒙恬吩咐士兵将黄鼠狼的皮扒下，撸下尾巴上的毫毛，清洗之后，绑扎在笔头上，用来写字。孰料狼毫中含有油脂，不吸墨，蒙恬将这支新创制的毛笔当作废物，顺手扔进军帐外的石坑里。碰巧那是个石灰水坑，石灰水是一种碱性液体，不仅可以脱脂，还可以去腥、去污。它使原来硬戳戳的“狼毫”变成了柔软的一束。把它扎在笔头上蘸墨试写，原来蘸墨一次，只能写五六个字，而这种狼毫笔头蘸墨一次，却能书写十几个字！
蒙恬对毛笔的改制，还有一项重大贡献，就是对毛笔形制的改变。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并反复琢磨、试验，蒙恬一改“夹毫作头”为“挖笔腔装毫”。他将笔头一端的竹管挖空，成为现代制笔艺人说的“笔腔”；把整理成束的笔毛，先用丝线捆扎好，成为一个“笔头”；然后在“笔头”的根部涂上一点黏性的胶液，再将这个“笔头”纳入笔腔。这样，一个笔头所含有的笔毛，比原来“夹毛”数量明显增多，蘸墨后，蓄墨量也明显增加。蘸墨一次，能连续书写一二十个字。
蒙恬创新制成的这种毛笔，形制一直保持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。尽管毛笔的制作工艺在不断变化、完善，但这种形制的基本特点一直没有改变。青弋江人制作笔杆时，至今仍然有“做笔腔”这一道工序。
武王墩楚墓墨书的“意义”
我们从考古发现的实物中，也能追寻出毛笔的制作演变过程。
1954年6月的一天，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公山修建学校宿舍时，发现一座战国楚墓。墓中的一只木箱里出土了木梳、天平、砝码、竹管等。竹管上附着泥土，洗净后，发现竹管两端是空的，管内有小木杆。考古人员用修钟表的小镊子将小木杆夹出，发现是一支完好的毛笔——这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、年龄最长的一支毛笔！带泥的竹管，原来是个“笔套”。
出土的毛笔长18.5cm，直径0.4cm，毫长2.5cm，为兔箭毛。制笔方法是：笔毛围在细木杆的一端，然后以细丝缠扎，并黏涂漆胶，以助牢固。这支毛笔，现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，成为中国历史上战国时期就已经有毛笔的铁证。而蒙恬是秦朝人，于是有人对“蒙恬造笔”的历史提出质疑。
1957年，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中，也发现一支毛笔，竹竿，笔毫是捆扎在笔杆一端的。长台关楚墓年代是战国中期，即公元前348年前后。
1987年，考古人员在湖北省荆门市十里铺镇王场村境内，对包山楚墓进行发掘，出土一支戴套的毛笔。笔杆非竹非木，而是芦苇秆，又细又长。笔毫有尖锋，毫根成束，由丝线扎紧，插在笔杆一端的孔眼中。这种形制很重要，它与蒙恬在笔端制作笔腔只一步之遥，而包山楚墓墓主下葬于公元前316年，比蒙恬要早100余年。
1975年，在湖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三支毛笔，竹竿，笔毛是装在笔腔内的，与蒙恬制笔形制已完全一样了。该墓墓主出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（前262），按正常情况判断，墓主与蒙恬生活年代相近。
而今武王墩楚墓中出土的大量墨书文字，从字迹特点看，完全是毛笔书写。如果该墓墓主为楚考烈王，那么，这与蒙恬谁先谁后呢？我们已经知道楚考烈王去世于公元前238年，而蒙恬被害是公元前210年，可见楚考烈王比蒙恬略早，他们几乎是同时代人。
其实，将笔毛围在笔杆一端、然后用丝线绑扎牢固的制笔方法，与在笔管一端挖有笔腔、将笔头纳入笔腔的制笔工艺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唐朝人徐坚曾说过：“秦前亦有笔矣，恬更为之损益耳。”这已明确说明蒙恬是毛笔制作的改良者，而不是说蒙恬之前没有毛笔。
武王墩楚墓出土的大量墨书文字，至少是蒙恬生活的年代已诞生现代毛笔制作工艺的一个历史佐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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